【讲台霸凌】第七章

他们不该受伤或毁坏 

–  创造一种抵制属灵虐待的文化

迈克尔·J·克鲁格/白帆译

 这起丑闻，是以基督和圣彼得之名制造的。谁能继续容忍或保持沉默呢？ -马丁路德

 1510 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当时是一位虔诚的奥古斯丁修道士——获得普通人没有的特权，有机会参观“永恒之城”—罗马，那座城市不仅是帝国的首都，也是世界教会之都–属灵中心，是亲近神的地方。那里有储存的圣物；有许多圣徒的尸体，包括彼得和保罗；也包括教会最高领袖，如教皇朱利叶斯二世。

 但当马丁路德访问罗马时，他极大的期望却破灭了。他发现的不是一座辉煌的城市，而是一座肮脏的城堡，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属灵上的。问题出在教会的领导层。许多神父公开腐败，就表达出他们完全不相信弥撒的有效性，也暴露了他们与妓女苟合的不道德性行为。最终，马丁路德称罗马为“罪恶的巢穴”。 

 马丁路德在罗马的经历，对他热衷于改革教会起到重要作用。他关心的不仅仅是教会的教义缺陷，还有道德问题——尤其是神职人员的道德。教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攻击，而是来自内部的道德败坏。值得庆幸的是，马丁路德有勇气站出来，谴责教会任性的领导层。尽管他被指控分裂和破坏，但他正在做历代先知所做的事：呼召神的子民悔改。

 尽管自马丁路德时代以来，教会领导层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每一代人都需要认识到，哪些领域仍需要改进，并呼吁教会进行变革。我在整本书中都指出，这些需要改进领域之一（尽管不是唯一的），就是非常普遍的霸凌牧师问题。在许多地方，我们忘记了圣经中谦卑、仆人式的领袖典范，反而吸引了自恋者来虐待他们本应保护的羊群。

 本章的目的是列出一些 （在事件的小范围内）结构步骤，可以帮助教会做出一些必要的改变，并不是要解开教会理论、领导结构或教会纪律等相关话题，它应该在其他地方已得到了巧妙解决，这里就没有篇幅来探讨了。在此，我提供了一些适度的结构性改变，希望能够补充和完善以上所提到的，或许还能填补一些盲点。

 结构性问题只是教会文化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可以说的，希望这是一个起点。

预防措施：阻止施虐的领袖获得权力

 阻止牧师施虐的最好方法就是：从一开始就不让他们获得权力。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对的：“一分预防，胜过一分治疗。”因此，教会需要重新思考吸引和招募牧师候选人的方式，以便从一开始，就淘汰潜在的虐待领袖。这个过程首先是：对主任牧师职位或同等领导职位的工作概况进行彻底的修改。也许，我们一直在寻找错误的候选人，因为我们一直在用错误的方式寻找。以下是牧师遴选委员会需要考虑的几点：

 品格胜于能力。当教会整理候选人资料时，他们需要首先列出主任牧师应该有的样式以及对他们期待的愿景。通过浏览有关基督徒领导力的关键文本（正如我们在第 3 章中所做的那样），他们可以表明自己委身于一位不是恶霸，而是温柔的领袖（提摩太前书 3:3；参见提多书 1:7） ;不是为了可耻的利益，而是为了热心服事（彼得前书 5:2）；不是专横跋扈，而是树立榜样（彼得前书 5:3）；不愿争吵，而愿友善（提后书 2:24）。

 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意味着遴选委员会只关心品格。许多领域的能力也很重要。但教会需要明确一点，恩赐并不是他们所寻找的唯一或最主要的特质。

 这份候选人简介将澄清搜索过程，因为容易偏向属灵虐待的领袖，喜欢谈论他们的能力——他们擅长什么以及取得了什么成就。毕竟，这些领袖通常对自己的卓越已深信不疑，并且绝不会错过与遴选委员会进一步探讨的机会。他们可能还想谈论他们的教义立场、事奉哲学或讲道方法。但不太热衷于谈论自己的性格，尤其是当他们被期望体现出温柔、谦卑和仆人之心时。

 重点是：如果我们创建一个以圣经为原则，而非以世界为导向的牧养指导方针，就有望对潜在的霸凌牧师没有吸引力。关键的问题不仅是教会是否被未来的牧师所吸引，而在于未来的牧师是否被这样的教会所吸引。在剔除坏苹果方面，后者与前者同样重要。如果潜在的霸凌牧师不喜欢他们所看到的，并自愿将自己从搜索过程中删除，那就更好了。

 当然，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是：遴选委员会如何准确了解候选人的品格。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当前系统的（非常明显）局限性，候选人只需要提供一些推荐信。虽然推荐信有一定的价值，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推荐者是候选人精心挑选的朋友，因此不太可能对候选人的品格做出批判性的评价。除了极少数情况外，推荐信不可避免地会对申请者做出热情洋溢的评价。

 为了深入了解候选人的品格，我建议采取一些额外的步骤：

 • 请求允许联系在该候选人之前两份工作中，曾在该候选人手下工作过的人员。这包括助理牧师、行政助理、事工协调员等。如果允许保密这些人所说的话，他们将会对候选人品格方面提供更准确的信息。

 • 确保接触候选人之前所在教会的女性，无论是团契组长，还是女性同工，根据我的经验，选拔委员会几乎从不与女性交谈，而只与男性交谈，而且只与候选人亲自挑选的男性交谈。这是一个破碎的系统，女性对教会的看法往往与男性截然不同。

 • 请求允许与候选人之前所在教会的长老交谈，而不仅仅是候选人亲自挑选的长老。他们在牧师离开后对他的评价（当然是秘密的）将是有启发性的。

 • 请候选人谈谈多年来他在事工中遇到的任何冲突，以及这些冲突是如何解决的。深入探究是否存在未解决的冲突，导致他与事工中的某些人仍然疏远。如果候选人在每个冲突故事中，都将自己视为英雄，而别人都应该受到指责，因为他们不服从他的权柄，这都将是危险信号。正如第 4 章所述，“尸体痕迹”通常是领袖施虐的标志。

 候选人可能拒绝委员会采取这些步骤，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危险信号，也意味委员会应转向其他候选人。有些人可能会想，如此严格地调查一个人的品格是否不公平。毕竟，任何在事工中服事一段时间的人，都会有人不喜欢他们，不是吗？这样的过程难道不会暴露出大量负面的事吗？也许会，但并不意味着不公平。相反，它应该让招聘委员会更加清醒和现实地认识到，无论他们雇用谁，都会有弱点，需要在此仔细斟酌。

这个结果将比目前的制度要好得多，在现行制度中，遴选委员会假装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位几乎完美的候选人（尽管他们内心深处知道这不可能是真的），并将候选人提交给教会。这种情况——天真地把新牧师捧在神座——不仅创造了一个容易受虐待的环境，因为没有人觉得有必要让这样一位“完美”的候选人承担责任，而且当他们意识到他并不完美时，也会导致不可避免的幻灭。

 团队合作超越等级制度。牧师形象应该包括另一个理想的特征：强调团队建设和合作，而不是以自上而下、等级森严的方式来拓展事工。换句话说，遴选委员会应该明确表示，他们想要一位以协商合作和以身作则的牧师，而不是通过命令或强制压迫的掌控者（彼前5:3）。请记住，许多滥用职权的领袖之所以担任职务，是因为他们拥有权柄和控制权。他们想提前知道，自己将成为负责人，将发号施令，有点像一位足球主教练，他将要做重大决定，雇用和解雇他喜欢的任何人。当然，他们可能会在口头上对多位长老说，弟兄们要互相顺服。但归根结底，他们只是想掌控一切。一旦他们意识到这份工作无法提供这样的权力，就可能寻找其他地方。

 责任超越保密。最后，牧师职位简介中应表明，教会对牧师将有一个实质性的问责计划。我会更多地谈论特定的结构和程序建议，但教会应该明确表示，他们将拥有一个透明的系统，人们可以在其中分享对主任牧师的担忧，而不会因此而被压制、列入黑名单或孤立。教会需要声明，希望避免人们不敢说真话的恐惧文化，而是重视一种所有的声音都被听到、尊重和重视的文化——甚至，也许尤其是，如果他们批评教会的领导层。

 教会需要小心，不要滥用问责制度来鼓励对牧师的批评。目的不是为了激起抱怨和不满。毕竟，教会从来不缺这些。相反，我们的目标是为提出问题，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这样，提出问题的人就不会受到不当报复和针对。

 问责制：一旦教会领袖掌握权柄，就对其进行监督

 一旦牧师被聘用，就必须有一个程序，让他们得到适当的监督和牧养。一个又一个的属灵虐待案例表明，正是缺乏任何真正的问责制，才使得牧师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权柄，然后滥用权柄，几乎没有后果。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只能在此讨论一些问题。由于不同教派的政体，其规则差异很大，因此，以下建议不一定适合每个教派。请你确定哪些结构变化，适合你们教会的特定环境。

 限制权力。我们从最明显的考虑开始，即采取措施，确保不会在高层领袖周围，形成“名人牧师”文化。为了防止个人崇拜的发展，可以采取几个步骤，来限制主任牧师的权力：

 • 由于大多数主任牧师同时也是执事会主席，他们有能力设定议程、控制信息流并决定执事会的总体方向，但圣经并没有要求使用这种结构。事实上，在这个位置上再安排一位长老或执事会主席可能是明智的，这样，主任牧师就无法控制议程，也就可以切实地表达自己服从其他领袖。

 • 牧师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负责教会中几乎所有的教导和讲道，应该更加定期轮换讲道时间表，允许其他人也有在台上的曝光机会，可以防止教会过度关注单个人（尽管我认识到，在较小的教会中，这可能很困难）。

 • 授予主任牧师单一就可以雇佣和解雇员工的权力，是一种危险的权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会让员工担心牧师可能会利用这种权力进行报复。作为替代方案，所有雇用和解雇程序都可以先通过一个独立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长老和普通会众组成，包括弟兄和姊妹。为了我们讨论的目的，就将其称为问责委员会（它也可以具有我们将讨论的其他职能）。委员会将评估每个人员配置情况，然后向执事会提出建议，由执事会做出最终决定。

 真实的反馈。如果执事会要准确描述自己牧师的表现和品格，就需要有一个仔细的年度审查流程，通过该流程，将反馈传达并转发给整个领袖机构，而不会导致提出反馈的人遭到报复。以下是一些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方法：

 • 年度审查过程不仅包括牧师的核心同工（他们通常是他最亲密的朋友），还要包括那些在主任牧师手下工作的人，以及几位教会成员，包括男性和女性。尽管教会领袖层知道这些评论是谁写的，但仍应仔细考虑是否向主任牧师透露评论者的身份。主任牧师当然应该看到这些评论，但至少让一些评论保持匿名也许是明智的，这样，人们就可以坦率和开放，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

 • 这些年度审查，应每年与整个执事会公开分享。大多数虐待案件中反复出现的问题之一是，较大的领导机构没有意识到主任牧师目前存在的问题。当问题最终暴露出来时，他们感到震惊（因此更有可能相信受害者在撒谎）。公开传播这些评论应该有助于避免这个问题。

 • 此外，应当要求主任牧师对其属下的每一位工作人员进行仔细、彻底的年度审查。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保护员工免受未来霸凌的主任牧师对他们报复性指控。在一个属灵虐待的案例中，主任牧师多年来没有对员工进行书面审查，因此对员工的过去，牧师就能说他想要说的故事。如果有书面审查记录，工作人员就有办法为自己辩护。

 独立于领导机构外。如前所述，当追究他责任的人要么是他的亲密朋友，要么是无法对抗他的那些唯唯诺诺的人时，施虐的领袖往往会表现得很好。如果有人真的反抗他，他们通常都会被孤立并被驱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教会需要确保主任牧师周围的一些领袖真正独立于他。以下是一些建议：

 • 在政界，任期制常常被认为是铲除那些只忠于说客的职业政治领袖，并以新鲜、独立的声音取而代之的一种方式。出于类似的原因，一些教会采用了这种制度，即执事会成员在任职一定的日子后退出。这可能是确保执事会继续拥有新声音的健康方式。同样，这在人数有限的小教会中，担任执事的人寥寥无几，也许不太可能。

 • 应特别注意新执事加入执事会的过程，他们不仅仅是主任牧师精心挑选的，而应该由会众，而不是牧师来挑选的。在这一点上，教会应该特别谨慎地允许主任牧师的家庭成员进入执事会。

 • 在我们第 4 章的讨论中，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Malcolm Gladwell) 观察到，大多数组织缺乏一位来自外部“说真话的人”，他不受标准社会等级制度的约束，且愿意质疑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诚然，很难知道如何让这些人加入执事会或管理机构。但我认为，教会可以首先承认，他们经常挑选已经符合传统结构和范式的长老。坦率地说，一些教会将执事会视为超酷孩子俱乐部，只邀请某些特定人选加入。相反，如果执事会寻找不符合现有范式的领袖，他们可能会发现，有比他们预期更多愿意说真话的人。这可能包括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教育背景或不同民族和种族群体。

 • 在领导结构中增加独立的外部声音的一种方法，是邀请女性参与。正如已经指出的，女性对教会的看法通常与男性截然不同，而且她们的声音并不总是被听到。对于只有男性执事会的互补主义教会来说，仍然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最近，美国长老会 (PCA) 建议将女性纳入执事会，一些教会正在让女性担任正式教会委员会的无投票权顾问。 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女性的声音都可以防止教会领导层变得过于孤立和向内生长。

 一些教会压制执事会这种属灵的独立声音之方是：坚持执事会的每项政策决定都必须是一致的。这样的政策规定，只有在百分百同意的情况下，执事会才能采取某种行动。乍一看，这似乎是一项促进团结与和谐的健康政策。不幸的是，情况恰恰相反。它保护滥用职权的领袖免遭问责，并压制不同意见。

 当这样的政策颁布时，执事会成员不太愿意说出自己的想法，也不太愿意投唯一的“反对”票，因为他们知道，这会破坏整个决定。因此，执事会中的外围声音（通常会提出健康的异议之声）被迫与执事会其他成员一起，以维持一致赞成票。这造成了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团结错觉。当执事会的决定在会众面前表现得“一致”时，这种错觉就会进一步传播——这种说法充其量只是一种误导。

此外，滥用职权的牧师，利用要求合一，来维持自己的权力。每当一个滥用职权的领袖想要阻止某件事时，他所需要的，只是他的忠实追随者的一张“反对”票。更糟糕的是，如果他的虐待行为曝光，执事会无法罢免他，因为这需要一致投票——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是极不可能的，特别是如果牧师在执事会中有忠实的追随者。理论上来说，即使整个执事会都投反对票，牧师自己也可以投“反对”票，这样，执事会仍无法获得一致投票，来通过某项政策！

 真正的透明度。在强调沉默、保密和自我保护的教会文化中，属灵虐待不断滋生和蔓延。相比之下，以开放和透明方式运作的教会建立了一种抵制虐待的文化。以下是一些提高透明度的方法：

 • 你可能会感到惊讶的是，在许多教派中，长老会议是公开的，对任何教会成员开放。他们可以自由前来观察。有些教会甚至允许提问。在某些需要保密的情况下，长老会议可能需要进入“高管部门”。对于教会来说，明智的做法是宣传长老会议的开放性，甚至鼓励成员参加。在教会大堂中举行长老会议是鼓励更多人参加的一种方式。教会可能会惊讶地看到，这与人们从房间里来看他们时，他们的长老运作方式（以一种好的方式）有多么不同。

 • 同样，长老会议的会议纪要，应向​​所有教会成员公开，或许可以通过在教会网站上发布的方式。同样，这将排除会议在高层部门中进行的部分，但这对会议讨论的内容以及做出的决定提供了一些透明度。

 • 实现透明度的关键一步是教会建立一种文化，让人们可以自由地提出有关教会事工的问题或担忧，而不会受到审查或压制。属灵虐待教会因实施禁言规则（无论是明示，还是暗示）而臭名昭著，其中不允许工作人员或成员与其他人讨论教会的问题，表面上是为了避免八卦或防止派系形成。 但这种审查制度通常用于保护现任领导层的权力。正如约翰逊和范冯德伦所观察到的，“沉默成为堡垒的保护墙，保护牧师的权力地位免受审查或挑战。”这里有一个具体建议：教会可以举办一年一度的公共论坛，有机会公开交流教会的状况，以接受而非防御的姿势。

 保护：关爱那些勇敢为虐待发声的人

 即使有良好的预防计划和问责结构，教会中仍然会出现属灵虐待的情况。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教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再次，我认识到每个教派都有自己的司法程序。这里的目的不是创建新流程，或取代那些先前存在的结构，而是提出以下建议，希望能够补充这一过程，并使其更有效地保护受虐待者。

 发现虐待的训练。教会投入大量时间来培训他们的领袖——长老、执事和同工——有关神学和实践问题。近年来，许多教会都强调对同工进行有关儿童性虐待，以及如何发现儿童性虐待的培训。同样，我认为，教会同工需要接受一些关于属灵虐待的正式培训。至少，长老们需要这种培训，但可以说，其他主要的教会领袖也需要这种培训。牧师甚至可以就神对教会中的权柄和领导力应该是什么样，以及如何被误解的教会异象进行系列讲道。公开讨论这个问题，可以改变教会的文化，因为它提醒人们，基督徒领袖应该是什么。

 问责委员会。如前所述，教会应该考虑设立一个由长老和非长老（包括男性和女性）组成的问责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的是成为一个专门处理与主任牧师工作表现相关问题的部门，处理与主任牧师行为相关的投诉（委员会还应该与其他教会高层管理人员打交道，因为虐待行为不仅仅发生在主任牧师的位置上）。当涉及到处理属灵虐待的指控时，该委员会将成为主轴。

 问责委员会的部分目的是保护那些投诉的人。霸凌牧师之所以能够保持控制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能够报复那些批评他们的人。该委员会应该有权保护受害者免受霸凌牧师的伤害。在这一点上，教会必须注意该委员会的成员是独立选出的，而不仅仅是主任牧师的偏好。

 应该要求委员会定期向主任牧师和执事会全面披露其处理情况，这样，它就不会成为向更大的领导机构隐瞒问题的地方。

 开放的姿态。随着现代文化越来越意识到虐待问题，我们常听到一个口头禅：“相信受害者。”如果这意味着受害者的指控应自动被接受为已证实的，那么，这种倾向应该被拒绝。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人们应该被认为是无辜的。但大多数人并不使用这个习惯语来表达这个意思，而通常是旨在传达这样的信息：包括教会在内的组织机构，应该对原告采取同情和开放的态度，而不是怀疑和质疑。这是一种简单的说法，即教会不应认为原告在撒谎，而应认真对待他们的指控。或者，说白了，原告不应该受到指控。他们应该享有与其他人相同的权利：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他们应该被视为无罪。

 难道不是所有的教会都会以同情和开放的态度对待虐待指控吗？不幸的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一次又一次，那些挺身而出，对滥用职权的领袖行为表示担忧的人，通常会受到怀疑，并常发现自己就是受审的人。他们不但没有得到同情，反而遭到怀疑和质疑（通常是在箴言 18:17 等段落的支持下）。

 想象一个场景：一位姊妹声称主任牧师严厉且残酷地待她。在她提出指控后，很快发现自己和一群男人单独呆在一个房间里，而这些男人恰好都是主任牧师的亲密朋友。突然间，他们向她提出了很多问题，实质上是在盘问她。不难想象，她仿佛就是接受盘问调查的那一个，会是什么感觉。当那位主任牧师在线下与这些男人交谈，编造有关这名姊妹的叙述，声称她很难相处、难以指挥且不顺服时，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正由于这些原因，教会需要培养一种开放文化，保护那些提出虐待指控的人。再次强调，没人建议我们废除无罪推定。相反，我们需要消除原告在撒谎这一完全有偏见的（更不用说不符合圣经的）默认假设。这种文化转变始于问责委员会。至少，该委员会应由体现关怀、同情和怜悯精神的人组成。

 第三方调查。最近，关于属灵虐待的研究，突显了现行制度的多个问题，但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调查”虐待指控的方式。通常，此类调查是在内部进行的，通常是由霸凌牧师的朋友或同工以及没有受过识别虐待培训的人组成。当然，许多内部调查最终都证明了霸凌牧师的清白。同样，这正是发生在比尔·海波斯、史蒂夫·蒂米斯和詹姆斯·麦克唐纳身上的事情。据推测，对这些案件的最初“调查”都证明了这些领袖无罪。直到后来，经过更仔细的审查，虐待行为才得到承认。

 这些案例提醒我们，教会理事会和长老会可能会犯错误。并非他们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准确或敬虔的。除非我们准备好论证教会的无误性，否则就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正如《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所说：“自使徒时代以来，所有的执事会和理事会，无论是一般性的，还是特殊性的，都可能犯错；而且犯了许多的错。

 例如，看一下来自 PCA 的印第安纳州牧师的案例。 尽管这是一个性虐待案件，而不是属灵虐待案件，同样的问题也很明显。 2019年，有五人站出来投诉牧师的不当性行为，执事会的初步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不存在有罪推定”。但受害者抱怨说，执事会对此案“处理不当”，“保护”了施虐的牧师。 其中一名受害者抱怨说，“他们（执事会）有时对我们非常不屑一顾，非常不了解伤害情形，自始至终都非常明显地偏袒他们的牧师。调查委员会的一名无投票权的女性成员，也注意到了这种偏见。她辩称，该委员会对受害者的讯问比对牧师的问话更为严厉，甚至开玩笑说，人们很容易认为某件事是“性骚扰”。 值得庆幸的是，高等教会法院审查了此案，并裁定有足够的证据，最终对牧师进行审判。

 当教会面临可信的属灵虐待指控时，标准做法应该是聘请一个独立的外部组织，该组织了解如何正确调查虐待案件（尽管我意识到，财务限制可能会阻止一些教会这样做）。利用外部帮助，并不否定或取代执事会的适当作用；相反，它只是承认，有时教会需要他们可能无法提供的专业知识。教会的司法程序和外部组织的使用并不相互排斥。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仅仅因为教会或组织声称调查是独立的，并不意味着调查就是独立的。如果教会仍然控制着调查结果的发布过程，就不是真正的独立。  

 为受害者提供法律程序指导。对于那些研究过属灵虐待案件司法方面的人来说，很明显，施虐者通常比受害者更了解教派的司法程序规则。毫无疑问，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施虐者通常是牧师，对教会法院的运作有基本了解，而一般受害者不是牧师，对教会法院、如何提出申诉或审判，以及可能会发生什么都一无所知。在我研究的几个案例中，受害者在黑暗中摸索着如何继续下去，而霸凌牧师却在每一个转折点迅速而有效地精心策划布置法律障碍（通常得到愿意与他站在同一战线，并为他而战的长老帮助）。再次，霸凌牧师得到了所有的支持，而受害者得到的却很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教会应该向问责委员会提出投诉或疑虑的人，提供法律程序建议。我所说的“法律建议”，并不是指在美国法院系统中工作的律师（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一位律师）。相反，我指的是该特定教会或教派的司法程序专家，他在任何方面对教会或其领导层都没有任何关系和义务。后一点是关键，该法律顾问必须是真正的第三方人士，能够合法、充分地为受害者服务。

 与受害者沟通敏感信息。从我读到的有关全国各地虐待情况的证词中，一个现实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教会通常不会与受害者就调查过程进行沟通，而是与施虐领袖进行沟通。因为主任牧师已经与其长老们“了解情况”，所以，他经常获悉事态的发展，甚至获得秘密渠道的信息。与此同时，受害者往往在“保密”的幌子下什么也不知道。

相比之下，教会和第三方调查团体需要制定一种与受害者沟通敏感信息的方式，让受害者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充分披露调查进展，并允许对任何公开声明或报告的内容提供意见和反馈。

 咨询和属灵护理。正如第六章所观察到的，属灵虐待对受害者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造成损害的不仅仅是施虐领袖最初的行为，而是受害者挺身而出后所经历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数月甚至数年以来，受害者都遭受着施虐领袖的报复：人格攻击、关系破裂、法律纠纷、诽谤反控等等。

 可悲的是，大多数教会花在照顾施虐牧师上的时间，多于照顾受害者的时间。在一次又一次的虐待事件中，大多数执事会或长老将会花费大量时间与施虐牧师会面、咨询和牧养，而很少参与照顾受害者。

 相反，教会需要积极主动地在属灵上支持受害者，帮助他们度过这样的磨难。最有帮助的是第三方基督教辅导员——最好是在虐待案件方面有经验的——他可以为那些受到伤害的人提供属灵指导和精神安慰。一些教会可能会抵制这样的举动，认为受害者需要的只是教会其他牧师或长老的建议。但这种方法也存在一些担忧。其一，这些其他牧师或长老很可能是被告的朋友，这让受害者怀疑他们的忠诚度，以及他们是否值得信任。这并不意味着长老们应该被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或被阻止照顾受害者。这仅仅意味着教会应该认识到，第三方的基督徒辅导员是牧养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概括以上内容。对那些为虐待行为而发声的人，是需要不断关怀的。让我尝试通过一个假设的例子来总结一下。想象一下，一位女性教会同工，是某教会怜悯事工的主任，与主任牧师一起工作，并向主任牧师汇报。而主任牧师多年来对她十分专横严厉。这名姊妹最终决定举报这种行为。她向问责委员会分享她的故事。该委员会由男性和女性组成，他们接受过（至少广泛的）如何发现虐待行为的培训，并对此类指控表现出同情和开放的态度。收到投诉后，他们可能会采取以下步骤：

 • 通知执事会和主任牧师，已有人对主任牧师提出投诉，他们正在进一步调查此事。

 • 让这位姊妹放心，教会爱她，她的担忧将得到认真对待，且她将受到保护，免受报复。

 • 利用第三方基督教辅导员（最好是在虐待案件方面接受过培训）来帮助这位姊妹，引导她完成可能需要的任何精神治疗和康复。

 • 通过聘请外部独立教会律师，向这位姊妹提供程序和法律指导，告知她在教会法院的选择，例如，教会司法程序如何运作、如何提出指控以及审判需要什么。

 • 与受害者协商后，聘请外部第三方组织彻底调查虐待指控。

 • 向执事会提出最终建议或决定。在一些教会里，有更高的管理机构（例如长老会、理事会）可以让执事会寻求进一步的帮助和指导。

 请记住，此过程只是一个建议；它可能不完全适合特定教派的治理结构。毫无疑问，还有其他方法可以保护受害者，并追究施暴领袖的责任。没有一个系统是完美的。即使遵循了建议的步骤，尽管问责委员会提出了建议，但执事会仍可能拒绝追究施虐领袖的责任。但是——这是关键点——教会至少需要制定一个计划来处理虐待指控。这里的建议流程就是此计划之一。

 结语

 前面的所有章节都引向了这一章。如果属灵虐待是当今教会的一个真实问题（确实如此），如果这种虐待违反圣经，并取消事工资格（确实如此），如果虐待的领袖和教会经常以残忍和侵略性的策略报复受害者（他们确实如此），如果这些策略对受害者的生活具有毁灭性（他们确实如此），那么只有一个结论：教会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他们的羊。

 仅仅意识到这一点是不够的。仅仅是关心还不够。教会必须采取行动。本章列出了教会可以采取行动的三个关键类别。预防：教会必须尽力从一开始就淘汰有虐待倾向的候选人，建立一个完全符合圣经的事工愿景，因此，教会对有虐待倾向的领袖没有吸引力。问责制：太多教会有一种保密、自我保护和照顾表面形象的文化——为属灵虐待创造理想环境。相比之下，教会必须创造一种开放、透明的文化，并为其高层领导提供真正的问责制。最后，保护：教会必须有一个清晰、组织良好的计划来处理虐待索赔，并在此过程中照顾和保护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