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霸凌】第五章

翻转剧本  

-滥用权力的领袖及报复策略

迈克尔·J·克鲁格/白帆译

   邪恶总是借其出色的欺骗力量而获胜。古往今来，病态的天真和诡诈的罪恶之间一直存在着灾难性的联盟。 -G。 K·切斯特顿

 2018 年 4 月，美国最具标志性、最成功的教会之一–柳溪社区教会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 的主任牧师比尔·海波斯 (Bill Hybels) 宣布，他将在服事 42 年后辞职。从许多标准来看，他的事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柳溪教会每周吸引近两万五千名信徒来到教会的主区和七个卫星区，为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教会树立了榜样，说明如何通过建立对非基督徒友好和欢迎的敬拜体验，来有效地接触灵魂失丧者。海波斯牧师似乎会骑马驰骋，渐渐消失在夕阳下，为神的国度完成令人惊奇的事情。

当时的会众并不知道，早在 2014 年，指控就开始浮出水面，称海波斯多年来一直与教会中的女性（包括员工）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虽然教会的长老们进行了内部“调查”，并确定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海波斯也称自己“清白”——但指控并未消失。

 因此，为了抢占先机，海波斯最终向《芝加哥论坛报》公开发表讲话。据《论坛报》报道，海波斯断然否认所有指控，声称前工作人员和教会成员都在撒谎，并莫名其妙地勾结起来攻击他：“四年来，这是对我们教会长老和我的一次有计划的、持续的攻击… 。我想对全国所有被误导的人说…过去四年，我用你们允许我说的，尽可能强烈地发声：对我的指控是错误的。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证据表明我有不当行为。”

除了向媒体发声外，海波斯还在自己教会的“家庭会议”上，公开否认了这些指控，他的讲话赢得了全场起立鼓掌。

 尽管海波斯试图控制话语权，但一年后，一项强有力的第三方调查，得出了结论，这些女性一直在说实话，而且所发生的，不仅仅是曾经发生的性虐待，而且还在继续发生中。该报告还指出了属灵虐待。据说，海波斯有一种恐吓和言语攻击教会同工的模式。如果有人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就会“加大掌控力”。这种逆转如此明确，以至于整个Willow Creek执事会最终也辞职了。

 整个案件虽然悲惨，却凸显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现实：滥用职权的领袖采用侵略性且精心策划的策略，来避免自己被曝光。这些策略也出现在全美各地的案例中，施虐的牧师似乎都在重复同一剧本。海波斯采取了一些最常见的策略，包括大量否认、召集一群捍卫者、攻击指控者，以及让自己成为一场阴谋剧中的受害者，那些指控者的目的是要毁掉他的名誉。简而言之，施虐的牧师试图通过“翻转剧本”来保护自己。不幸的是，这些策略奏效了。

 本章的目的是帮助教会理解这些策略，以便识别和解决问题。以下是施虐型领导者最常见的防御策略：

 建立捍卫者联盟

 施虐牧师的第一步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捍卫者联盟，他们可以为他说话，为他辩护，甚至对受害者发起进攻。这个联盟实际上成为了霸凌牧师的律师团队，致力于不惜一切代价为他辩护。

 联盟的建立通常不是在提出指控的那一刻开始的。大多数霸凌牧师多年来一直都在建造联盟，在执事会中与人建立关系，以防类似指控情况出现。虽然主任牧师与长老有亲密关系是完全正常行为，但这些亲密关系常被利用，使牧师在属灵虐待的情况下免受问责。一旦指控曝光，幕后网络就开始运作，牧师对所发生的事编织了自己的叙述。当受害者向执事会讲述他们的故事时，这位施虐的牧师已经让大多数长老反对他们。这也是很多受害者选择离开的原因，因为牧师已控制了话语权，受害者意识到没有希望对付霸凌牧师的策略。

 一位虐待幸存者讲述了他的故事：

  起初，我试图面对施虐者。后来没有成功，我已来不及与朋友分享了，因为他先于我告诉他们，不要跟我说话，不要回复我的短信、电话或电子邮件。由于他强制要求人们对他忠诚，所以，即使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会跟我说话。我立刻就被孤立了。

 施虐牧师建立捍卫者联盟的能力，超出了他与这些人的个人关系。这也是因为他要求他们，做一些对他们来说，心理上更自然的事情。一般来说，人们更喜欢充当辩护者，而不是指控者，特别是在基督教背景下，尤其是代表牧师。因此，大多数长老或会友很快就成为牧师的积极捍卫者，甚至游说其他人加入这一保护牧师的事业，而很少有人成为受害者的支持者。毕竟，后者要求他们指控牧师，而那一位却是被神呼召的领袖。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难做到。防守是英雄行为，而指责却有风险。

 这整个场景再次提醒我们，教会中属灵虐待问题远远超出了个别霸凌牧师的范围。属灵虐待得以继续，是因为捍卫者自愿保护并支持牧师。

 坚称没有遵循适当流程

 在 1997 年的政治类电影《摇狗》中，罗伯特·德尼罗饰演的发言人康拉德·布里恩，他描述了掌握话语权的最重要因素：“要改变故事，就改变主角。” 换句话说，让主要问题是所指控的犯罪以外的事情。这是一个旨在翻转剧本的举动。

 对辩护律师来说，他就是想要转移大众对委托人有罪的注意力，这是至关重要的。“改变领先地位”，是最常见的法律策略之一，就是提出大量程序性异议：没有搜查令，没有给予米兰达权利，陪审团没有收到适当的指示。不久之后，谈话的焦点就不再是犯罪行为，而是程序。这正是被告想要的。

 教会中的虐待案件也不例外。施虐的牧师经常大声抱怨没有遵循适当的程序，从而转移人们对他们所做事情的注意力。他们如此大声地反对，以至于他们开始看起来像受害者，而受虐待的人似乎是真正的肇事者。

 在我研究的许多案例中，程序问题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虐待本身几乎被遗忘，这并不罕见。人们感到不安，但并不是对牧师的虐待行为。相反，他们对在起诉过程中没有遵循某些程序步骤而感到不安。在他们看来，受到虐待的是那位施虐的牧师；他才是真正的受害者。通常，这些人对真正受害者的错待并不关心。

 当然，准确和公平的司法程序确实很重要，就像世界上的法庭一样。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有人受到指控，我们必须确保他们受到公平和公正的对待。但如果程序问题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牧师虐待本身被遗忘，我们应该感到担忧。

在所有程序性反对意见中，其中一个被宣扬得最响亮：受害者没有遵循马太福音第 18 章，所以让我们更充分地以批判的态度来审议。以下是该经文的段落：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太 18:15-17）

 虽然马太福音 18 章是处理会众罪恶的重要章节，但并不详尽，并不意味着能解决所有可能的情况。不幸的是，有时，它被视为可以适用于所有情况的万能处方。以下要澄清几个与虐待案件相关的重点：

 首先，我们必须记住，马太福音 18 章只适用于那些被控犯罪的人，经文不仅说“如果你的兄弟犯罪”，而且还说“如果你的兄弟得罪你。”因此，这段经文并不适用于一个人指控另一个人犯罪的所有情况。例如，如果教会同工看到牧师虐待其他同工，他们没有义务直接去找牧师，但可以直接向执事会报告牧师的不良行为。事实上，提摩太前书 5 章 19 节——“控告长老的呈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意味着对牧师长老的此类指控可以直接提交给教会领导层。

 可以理解的是，施虐的牧师很想阻止人们向执事会提出投诉。因此，牧师的辩护者或牧师本人经常会斥责投诉者，说：“你为什么不按照马太福音 18 章的要求，先去找牧师呢？”问题是，马太福音 18 章并不适用于这种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几节经文之后，耶稣给出了当一个人得罪另一个人时的例子：无情的仆人虐待欠他钱的人（太18：21-35）。当其他仆人注意到他的不良行为时，他们不会直接质问他。相反，经文说：“众同伴看见他所作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31节）。主人没有问：“你们有没有亲自去面质那个无情的仆人呢？”不，在这种情况下，该规则不适用。

 其次，即使原告应该遵循马太福音18章，但未能做到，这并不意味着执事会或其他管理机构就该忽视霸凌牧师的罪行。一些虐待牧师将《马太福音》第 18 章视为米兰达权利——如果不遵循技术程序，那么，他们就无法因犯罪而受到起诉。但不遵守马太福音 18 章，并不会给某人一张“免狱卡”。即使原告没有遵循正确的步骤，教会仍该追究牧师虐待行为的责任。当然，原告未能遵循马太福音 18 章的问题，也应该得到解决，但不应试图将这两个问题化为同一问题，好像未能遵循马太福音 18 章，罪就等同于那个霸凌的牧羊人。

 第三，即使原告遵循马太福音第18章，并且施虐牧师承认了一些不当行为，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不应向教会领导层报告。一些牧师希望他们的受害者遵循马太福音第 18 章，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快速道歉来“解决”问题，并在其他人不知情的状况中继续下去。换句话说，施虐的牧师有时会利用《马太福音》第 18 章来让受害者保持沉默，并隐藏他们的冲突记录。

 但有些行为确实足够严重，以至于成员有理由向更高的领导机构报告，即使施虐的牧师似乎对此表示歉意。当然，这包括需要执法部门介入的公然犯罪行为。但有理由认为，成员也可以合理地举报属灵虐待行为：口头攻击、斥责或羞辱教会成员、威胁解雇员工等等。将此行为引起监督牧师事工负责人的关注，并不违反马太福音 18 章。

 第四，有些虐待案件非常严重，让受害者私下与虐待牧师对峙是不负责任的。例如，如果一名牧师对一名女性同工进行性骚扰，用麦克奈特和巴林杰的话来说，坚持让她与施暴者一对一会面是“不可原谅的，也是心理上的暴力”。 所实话，难道未信主的丈夫发现在妻子身上所发生的事后，会以《马太福音》18.12 为由，将她强行带回一个房间，与那性骚扰者单独相处吗?然而，在比尔·海波斯的案件中，女性受害者因不遵循马太福音 18 章，不愿和与海波斯私下会面而受到责备。 

 同样的担忧是否也适用于某些属灵虐待案件呢？我想是这样。再次，人们可以理解丈夫如何（正确地）拒绝让妻子单独会见一位口头恐吓和攻击她的牧师。正如属灵虐待专家丽莎·奥克利 (Lisa Oakley)解释关于《马太福音》第 18 章中所说，“当我们遇到属灵虐待的情况时，就会出现权力的不匹配。事实上，一开始就试图让人们聚集在一个房间里，这在其他形式的虐待情况中也是不该做的。 

虽然界限并不总是清晰的，并且不可避免地存在可争论的灰色地带，但我们应该记住，马太福音 18 章并不是适用于所有可想到的情况，也不是包罗万象的处方。

 重点是：如果牧师被指控有虐待行为，就要警惕程序问题是否会带转真正的目标，成为所有相关人员最关心的问题。

 声称自己是诽谤的受害者 

 如果一位牧师被指控属灵虐待，他宣称自己无罪，这并不奇怪，也并非不合适。事实上，他可能是无辜的。但那位牧师宣称自己被诽谤，就完全不同了。这不仅仅是声称自己无罪；而且还强烈反控原告行事卑鄙，是罪恶行为。这是一种将自己变为受害者、将原告转为问题的方式。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旨在翻转脚本的策略。

 在属灵虐待的案件中，诽谤或八卦的反诉太常见了。一次又一次，霸凌牧师辩称，这些原告者针对他而策划的一场阴谋，他是被谋害的，是因为仇敌串谋，为了玷污他的好名声。如前所述，海波斯在他的《芝加哥论坛报》采访中提出了这一主张：“四年来，一直持续着这场对我和长老们有计划的攻击。” 迈克·科斯珀 (Mike Cosper) 在他的播客《火星山的兴衰》中，注意到同样的趋势：“在冲突中的教会中，有一个明显的模式，想要平息冲突的领袖，通过称这一切为‘八卦’，并将那些分享此事的人贴上‘分裂’或‘狼’的标签，以解决冲突。”

 另一种策略是，滥用职权的领袖还利用诽谤一词来抢占先机。一些教会和组织制造了一种环境，就是任何人对领袖发表负面言论，都会被控为诽谤。换句话说，这些团体通过潜在的诽谤指控来威胁人们（无论是明确的，还是含蓄的），从而使人们保持沉默。这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创造了一种事工文化，使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如果他们敢于发声，就会受到严厉批评、指控或解雇。当拉维·撒迦利亚的一名团队成员谈论撒迦利亚令人不安的行为时，该人就因“散布谣言”而受到谴责。

 这种恐惧让人们保持沉默。在我研究的几个属灵虐待案例中，一位霸凌牧师虐待同工——甚至持续了很多年——但他们从来不知道其他同工也经历着同样的待遇。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情况只是孤立案例。这种沉默的原因很明显：如果他们对另一位同工谈论主任牧师的负面言论，就有可能被指控为诽谤，并可能被解雇。所以，出于恐惧，他们都保持沉默。这使得虐待行为持续多年而不受制止。

 教会或基督教组织如何才能避免创造这种使人不敢发声的文化呢？首先，他们需要确保对诽谤有正确的定义。虽然这个术语经常被使用，却经常被误解。诽谤不仅仅是对另一个人说一些负面的话，而是明知是错，却仍然说出来（或至少不认为它有真实的根基）。换句话说，诽谤，涉及通过传播有关他人的谎言，来损害他人声誉，是有其恶意的企图（撒母耳记下 10:3；列王纪上 21:13；箴言 6:16-19；16:28；诗篇 50:19 –20).

 在这里，我们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诽谤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说谎以污蔑他人，是主所憎恶的（箴 6:16）。这样的谎言会毁掉一个人的名誉和事工。但是，说真话并不是诽谤，以适当的方式因牧师的虐待行为而发声，也不是诽谤。

 当被指控的牧师提出强烈的诽谤反诉时，就充满了讽刺意味。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在撒谎，那么，牧师本人就可能犯有诽谤罪。换句话说，牧师对不公正指控表示担忧，可能在实际意义上，却是对他人做不公正的指控。当牧师的辩护者重复声称，牧师被诽谤时——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指控者有恶意——那么，他们也可能犯有诽谤罪。

 现在，人们可能想知道，如果教会进行调查，并且霸凌牧师被无罪释放，这意味着什么。是否突然使最初的指控变成诽谤呢？一点也不。我们已注意到，要定一位牧师有属灵虐待是多么困难。所有的可能性都对指控者不利。毕竟，对史蒂夫·蒂米斯、詹姆斯·麦克唐纳和比尔·海波斯的初步调查，都以某种形式的无罪为结果。因此，“无罪释放”并不一定证明最初的指控是错误的，可能只是意味着没有足够明确的证据，或者调查机构无法谴责自己的人。不管怎样，如果受害者真诚地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就不涉及诽谤。

 简单介绍一下八卦一词，它是诽谤的近亲。两者相似之处在于，都涉及负面报道。不过，虽然诽谤是假的，但流言蜚语却可能是真的。八卦，并不一定是虚假信息，而是恶意分享这些信息，即损害一个人的声誉、娱乐或刺激他人。

 八卦，也是教会应该解决的严重之罪。但我们必须记住，并非所有负面报道都是八卦。一个人可能会毫无恶意地分享针对某人的负面信息。事实上，被虐待的受害者可能出于许多正当理由，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故事：以获得指导性建议，为他们所忍受的事得到咨询和鼓励，或者警告他人关于牧师的不良行为。最后一个原因尤其值得注意。人们甚至可能会说，教会成员有道德义务大声说出牧师的不良行为，以保护其他会友免受伤害。当保罗警告他人关于铜匠亚历山大的不良行为时，保罗似乎就是这样做的：“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敌挡了我们的话。”（提后书 4:15）。

 其次，除了理解诽谤的定义之外，教会还需要诚实、公平地评估指控牧师虐待的可能性，以避免形成围绕诽谤的恐惧文化。在一些教会中，人们对会众抱有怀疑的态度，好像他们总是处于撒谎或对领导层提出错误指控的边缘。最担心的不是会众可能被虐待，而是牧师会被霸凌。因此，当人们带着担忧站出来时，就有一种内在的倾向，认为这些人可能在撒谎，牧师需要得到信任和辩护。

 但教会需要考虑这种内在的倾向是否合理。针对牧师的虚假虐待指控是否普遍存在？统计数据是否表明会众容易在虐待问题上撒谎？我们掌握的所有指标都表明，答案是否定的。虽然没有关于属灵虐待指控的硬性统计数据，但性虐待案件中，虚假指控的比例徘徊在 2% 到 7% 之间。鉴于大多数虐待案件都没有报告，实际比例可能还要低。如果这与属灵虐待有相似之处——而且这两种形式的虐待往往是相互联系的——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虚假指控是一个统计上显着的问题。

教会还需要考虑，当人们站出来，为属灵虐待问题发声时所付出的巨大代价。通常，他们不被相信，他们的品格受到攻击和玷污，并被赶出他们所爱的教会（例子见第六章）。是什么促使他们谎言指控？他们会得到什么？他们常常会失去一切。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永远不会在牧师是否虐待他人的问题上撒谎，当然有。当它确实发生时，应该格外认真对待。但我们不应该假设原告在撒谎。

 现在，有人可能会说，除了撒谎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虚假指控。即使原告没有说谎，他们的说法也可能是错误的。他们可能认为自己遭受了虐待，但实际上并没有；他们可能只是过于敏感的性格，导致他们夸大了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只是把事情夸大了。

 很公平。必须考虑这种重要的可能性，并且更需要进行独立的第三方调查（更多内容将在第 7 章中介绍）。与此同时，有一个因素可以帮助澄清原告是否小题大做：是否有不止一名原告站出来？如果多人站出来讲述类似的故事和指控，那么，他们的可信度就会大大提高。很难想象，所有人都有同样的倾向，喜欢夸大事实，并看到不存在的东西。那可能吗？当然，这是可能的。但细想一下，大部分情况下，这有可能吗？不会。

 可悲的是，即使有多名目击者站出来，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被相信。在我研究的许多案例中，多名目击者讲述了同样的欺凌和恐吓故事。即便如此，教会领导层也不相信这些证词。这些案例再次表明，起诉属灵虐待是多么困难。

 攻击受害者的性格

 在哈维·韦恩斯坦 (Harvey Weinstein) 2020 年性侵案审判期间，他的“罗威纳犬”律师唐娜·罗图诺 (Donna Rotunno) 的攻击性策略很快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她没有为韦恩斯坦辩护，花时间证明他是一个永远不会做这些事的善良正派人，而是采取了一种老派的焦土方法：摧毁受害者的性格。在为期七周的审判中，她的策略是将受害者描绘成机会主义的操纵者，她们利用与韦恩斯坦的性行为来提升自己的事业。她对一名可怜的证人进行了九个小时的盘问，经常导致她在证人席上失控地哭泣。

 她的信息很简单：目击者才是真正的肇事者，而不是韦恩斯坦。

 同样的防御策略是属灵虐待案件中最常见的策略之一。施虐的牧师往往有自己的“律师”团队，他们非常愿意配合。在一个又一个的案例中，施虐的领袖将注意力转移到指控者的所有性格缺陷或行为问题上。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旨在翻转剧本的策略，而且很有效。虐待受害者常常不敢站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看到，在那些站出来的人身上会发生什么，而那些过去发声的人，生活已被毁了，他们不想落得和他们一样的下场。

 这种对受害者的人格攻击以多种方式发生。首先，施虐的牧师可能会提起受害者过去的罪。既然每个人都是罪人，受虐待的人也落在罪中就不以为奇了。而且由于施虐牧师通常与受害者有着长期的关系，对他们的犯罪模式非常熟悉。除此之外，正如第二章所指出的，施暴的教会经常迫使其成员公开承认他们最黑暗的罪。因此，施虐的领袖完全有能力，通过挖掘证人生活中的所有问题来进行报复。

 正如我们在第 2 章中指出的那样，我们有理由怀疑施虐牧师关于受害者罪行的说法。通常，施虐的牧师对一个人的罪的看法是错误的，或者至少夸大了这些罪。无论如何，这个策略仍然有效。由于害怕自己的罪被曝光，许多受害者根本避免站出来。通常，他们只是离开教会，以避免尴尬，因为愤怒的主任牧师会无情报复。 

 其次，除了强调过去的罪之外，施虐的牧师还可能攻击受害者处理冲突的方式。他可能会编造一个故事，将受害者描绘成无情、愤怒、铁石心肠、不愿和解的人，同时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伸出橄榄枝，却屡遭拒绝的和平缔造者。

 这种陈述忽略了几个因素：其一，当人们受虐时，可能会猛烈抨击，或感到愤怒。是的，这种行为是有罪的，但这并不能否认牧师的虐待行为或免除他的责任。如果一个恶霸在学校欺负一个孩子几个月，而那个孩子最终报复，整个事件的责任不会突然转移。恶霸仍然要对这几个月的虐待行为负责。

 这是教会需要非常小心的地方。由于受害者所经历的事，通常会出现“受害者表现出不合作、不信任、恐惧、愤怒和铁石心肠的情况。”与此同时，施虐的领导者，在参与过程中，至少在表面上经常展现出合作和和解的态度。事实上，“他似乎明白了这一点，且正在努力改变。”这里的危险在于，在一开始，可能会让人看起来，施虐者是好人，而受害者是坏人。这往往会导致悲剧性的结果，“教会的支持和教牧关怀聚集在施虐者周围，而施虐者[似乎]非常努力地想要和解。”

 但之前关于虐待的研究表明，施虐者和受害者的这种外在认知，只是一种表面上给人的感受，一旦施虐的领袖面对自己的罪行，并被要求悔改，他的合作精神往往会消失，而且很快会消失，他会开始猛烈抨击那些追究他责任的人。此外，当受害者有时间和空间来治愈和康复时，他们自我防卫的墙往往会倒塌，他们会重新开始信任他人。

 换句话说，只要施虐的领袖不必承认真正的不当行为，就很乐意伸出橄榄枝。就像《指环王》中的萨鲁曼一样，他不会懊悔自己的行为，但仍坚持与受害者达成“和平”。正如前一章所指出的，这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想要和解的好人，同时却从不承认自己所造成的严重伤害。

 第三，有时受害者被指控有受害人心理。在我读到的许多证词中，受害者被描述为太容易被牧师权柄的合法表达所冒犯和困扰。某些教会很会利用这一点，愤怒地指责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受害者心态对会众的影响，于是，这里的问题就不在于霸凌牧师，而在于“被现代世界影响”的会友过度敏感。

与这种策略密切相关的是，你不能相信受害者的证词，因为他们的经历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判断。有人认为，他们是当局者迷，就会过于情绪化，因此证词不可靠。如果挺身而出的受害者是女性，通常霸凌牧师会使用这种策略。对于一个有虐待行为的牧师来说，很容易让一屋子的男性执事相信，女人不值得信任，因为她和所有女人一样，太敏感，因此不可靠（当然不像他）。

 这种反应除了严重缺乏爱和同情之外，更别提对女性的贬低了，而且还存在逻辑缺陷。其一，为什么受虐者是唯一因个人经历而影响判断力的人？难道教会长老的个人经历不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吗？个人教会经历难道不会让虐待行为更难被发现吗？或者让人相信这是极不可能的？而他们和主任牧师的友谊难道不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吗？

 而且，我们永远不会把这个论点应用到生活的其他领域。如果我们因坚持认为哈丽特·塔布曼的经历影响了她的判断，就会忽视了她和其他人的证词，忽略他们曾经遭受令人难以置信的、如奴隶般被虐待的事实，这又该怎么办呢？我们真的会认为她容易夸大其词，因为她是当局者迷而过于情绪化——可能是因为她是个女人？我希望不是。

 第四，有虐待行为的牧师捏造针对受害者的指控，以便让自己看起来更好，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在我读到的西南部一个教会的证词中，一位虐待牧师，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调查，散布针对一位长老和他妻子的谎言，告诉成员，他们试图把他赶走，这样他们的儿子就可以成为新牧师。对此类宣称却没有证据，完全是捏造。但愿虐待案件中这种彻头彻尾的谎言很少见，但我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中却看到了这种行为。

 这种诽谤受害者品格的策略令人深感不安，之所以它们被使用，是因为有效。悲剧在于，一些教会允许对虐待受害者提出此类反指控，使他们暴露在外，得不到保护。这应该引起基督教领袖的认真反省。

 宣传自己的优良品格和成就

 施暴的领袖不仅非常愿意攻击受害者的品格，而且还试图吹嘘自己的品格和成就。在这一点，宣传个人为祝福教会所做的一切：他忠诚地工作了二十年，建立了许多教会，他指导了无数的年轻牧师，一直是教派的忠实成员…。简而言之，施虐的牧师想要展示他们（经过精心编辑的）简历。

 这一策略的特点是：让施虐的牧师获得优良品格推荐书。他或他的支持者可能会组织一场活动，收集多年来他所祝福之人的书面声明，解释他是一位多么出色、善良和慷慨的牧师——如何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给他们提供很好的建议，或者他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牧羊人。

 所有这些证据都是为了在执事会或其他裁决机构的头脑中造成认知失调。一个为神国做出如此多善事，或帮助过如此多人的牧者，怎么会与在教会中虐待和霸凌会友是同类人呢？为了解决这种认知失调，人们默认这些指控不可能是真的。这是霸凌牧师翻转剧本的另一种策略，让人相信，他们才是值得信赖的人，而不是受害者。

 大多数教会没有意识到，事工成就和品格评价并不是牧师是否施虐的决定因素。事实上，任何做事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基督教领袖都可以宣扬自己的成就，并找到因他的事工而蒙福的人。事实上，有多少当地牧师能够与拉维·撒迦利亚这样的人的成就并驾齐驱呢？或者比尔·海波斯？或者马克·德里斯科尔？然而他们都是虐待者。

 正如第四章所指出的，施虐的牧师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通常是温暖、关怀和可爱的。另一个是严厉、冷酷、残酷。大多数人只看到了霸凌牧师好的一面。因此，这样的人可能被人大量吹捧，并不足为奇。但这不代表他没有虐待行为。

 打同情牌 

 尽管属灵虐待的受害者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下一章将详细讨论这个主题），霸凌领袖的一个策略是：谈论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描述，由于与指控者之间未解决的“冲突”，他们感到多么痛苦。他们会讲述自己如何失眠、焦虑不安，并对整个事件感到“深感悲痛”。 甚至萨鲁曼也想谈论“对我造成的伤害”。此举旨在引起人们的注意，让他们同情的不是受害者，而是施虐者。再说一遍，此目的是翻转剧本。

为了博得更多同情，一些施虐的领袖会诉诸整个情况对他们的配偶或家庭的影响。他们可能会指出他们的妻子遭受了多少痛苦，或者他们的孩子是多么心碎和幻灭。这种策略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我们会对受到丑闻伤害的家庭成员表示同情。通常，配偶和孩子并不知道牧师如何虐待他人（尽管有些配偶支持并捍卫丈夫的虐待行为，有时甚至参与他的欺骗）。事实上，一些教会法庭不太愿意起诉这样的牧师，因为他们为他的家人感到难过，他们“已经受够苦了”。

 但对家庭的同情不应减少追究施虐牧师责任，正是他的行为，而不是受害者的，给他自己的家人带来了痛苦。他不应该责怪别人，而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结论

 尽管属灵虐待的案例多种多样，但施虐的领导者常常遵循相同的组织良好的剧本来保护自己。本章的目的是描述和回应此剧本中的每一步，以便教会能够更好地保护其会众，特别是那些有勇气站出来讲述事实的受害者。

 不幸的是，并非所有教会都理解我们讨论的策略，因此许多受害者仍未受保护。他们不仅受到牧师的虐待，而且反过来，他们的教会也不相信或保护他们。他们遭受着两次虐待，常常造成悲惨的后果。下一章将探讨这些不同的影响，以便教会能够更好地认识到，如果不追究霸凌牧师的责任，以及可能会造成的损害。